昨天，是邓小平忌日。

四十年前，正是邓小平『经济必须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必须改善』的坚持，让中国有实打实的变化。

本文特摘编并整理自徐中约等著《中国近代史》，以纪念邓公。

1992年1月，邓小平在万众注目之下，到过去十年经济获得最大增长的南方视察。广东在1991年实现了惊人的21％的增长率，有可能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地方。在家人的陪伴下，邓访问了深圳经济特区、珠江三角洲和广州，『热情赞颂了这个充满高楼大厦、广告、投资机会的勇敢新世界』。他容光焕发，向全世界表明还有足够的精力去完成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从而把中国推向准资本主义。这无疑是一场新的经济革命。

其讲话可以归纳为几个要点：

1.发展经济是政府的中心任务，改革和开放是发展经济的两个基本点。

2.稳定是经济发展的根本。

3.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以由国家经济的改善体现出来。

4.鼓励股市投资；欢迎引入更多的国外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欢迎更多合资企业。

5.1997年香港回归后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一百年不变。

6.广东省应力争在二十年内成为『亚洲第五小龙』——继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之后——而中国，则应成为超级巨龙。

邓小平认为，批评他的是一些看法狭隘偏激、对世事一知半解的人。1992年1月15日，他在上海说：

有些党员脑袋里一团浆糊，却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大师。他们对周围的一切批评、指责、设置障碍，反对这样，反对那样，将一些枝节问题看成主流。这也算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吗？我相信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变，整个世界都在变。但我们的同志没有改变，他们仍死守自己的正统教条。这样能推动社会进步么？如果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没有实行改革开放并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我们的情况可能要比苏联还要糟。

经济成长统计数字支持了邓小平。在八十年代的十年中，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8.9％，是世界平均增长水平的三倍。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7,000亿元人民币。乡镇企业飞速发展，已达1,888万家，产值950亿元人民币，占整个农业产值的58.5％。民众的物臼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

国际上，亚太地区正以经济为契机而崛起。在下一个十年或二十年里，这个地区看来已作好完成一次惊人飞跃的准备。邓已经下定决心置身于这一飞跃，绝不错过历史赋予中国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邓公的改革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企业可以私有化

由于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处于亏损状态，政府急于摆脱这一沉重包袱，为此提出过几种方案。其一是将没有盈利的企业私有化：与个人签定承包合同，承包者可得到超过约定部分的利润。另一个方案是将净值在一千万元以下的中型国有企业卖给那些表现好的党员，他们必须有实时付出总额10—15％款项的能力，具有三年以上经营盈利企业的经验，并能在五年内付清全部余款。第三种方案是将企业租给私人投资者，他们与国家利润五五分成。这些『私人』中的大多数都是有特别关系的党员：原班子成员，或原管理层核心人物。这一系列做法使许多人积累起巨大财富。数年前，一个年收入一万元的家庭即被视为富有。到1993年，家财百万才算有钱。而在广东省，这样的阔人已达四万。据说在全中国，百万富翁已有五百万之众。

百姓应该有住房所有权

五十年代初开始，中国人的住房一直由本人所在工作单位分配，而工作单位全都控制在党的手里。如今政府开始将这些单元套间和房子看成是商品，认为应按市场价格出售或出租。在北京、上海和其他一些大城市，政府向已经住在里边的人提供优惠，允许他们购买现住房，两居室的单元需要3,100美元，先付三分之一，其余按十五年无息抵押贷款，每月付12美元。到那时，据估计这套房将增值十倍以上。

这项措施最初看起来不很吸引人，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很节俭，他们对经过大大的补贴之后每月两美元低房租已经习惯。但在南方和沿海地区，有大量城市流动人口，是潜在的住房购买者。据香港一家外国顾问公司麦肯西估计，有5％的中国人，也就是五千万人，已经习惯了西方的消费模式。

台湾和香港的资金点燃了南方和沿海地区的房地产热。新规定随即推出，允许外国人和私人投资者租用土地七十年，捷足先登者由此大获其利。在广州——深圳——珠江三角洲，地价一路飘升，从每平方米五十元上涨到一千元，30％的顶级空地很快便被香港投资者抢到手。深圳一间100平方米中档住宅的售价，已与洛杉矶一间间格差不多的公寓房相仿，为人民币50万元。确实，深圳已经成为香港郊区；福建则成了台湾投资者的游乐场：他们已在房地产上扔了十亿美元。有人挖苦说，福建成了台湾的新殖民地。而海南岛的土地投机则更为疯狂。

股票市场造就中产阶级

尽管股票市场在大多数共产国家被贬为腐朽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象征，而今在中国，却成了撩动人心的美梦。

上海股票市场1989年12月开张，深圳是1991年7月。上市股票分为两种类型：A股针对中国国内投资者，B股资产是外国人。股的表现非常好，有时会在一天内上升20％，创下146这个天文数字般的市盈率。相比起来，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市盈率只有20或30。然而，B股一直不景气。也许因为这两个市场的市值仅在十一亿美元的水平，资本盘子不够大，难于承受国外大的买单和卖单。外国人更喜欢通过香港股市进行交易，因为香港的资本市值达2,500亿美元。

大多数中国人天真地相信股市只升不降，因为政府需要这项试验获得成功。在平均储蓄率38％的情况下，到1991年年底中国人手里已积攒了一万亿元。当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就上涨了80倍时，所有的人都希望能搭上这班车，迅速致富。1992年8月，上百万想要购买股票的人在深圳股票交易所外排起了长龙，等待领取购买股票的申请表。消息传来，半数的申请表在腐败官员与交易所工作人员的串通下，已被抢先卖掉。小百姓们在街上闹了起来。因资本主义的热潮而出现在共产主义国家的抗议高潮迭起，成为华尔街的谈资。

到1993年5月，中国已经有了二百万股民，这一队伍还以每周五万人的速度在增加。上海市场在1992年上涨了167％，交易额的增长也是惊人的。假以时日，最终可能会超过香港和东京市场，成为亚洲最大的一家。香港CEF投资管理公司的经营主管蒙特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有大约三十万家具有法人地位的公司，其中约七十家已列入上市计划。总有一天它要成为亚洲最大的股票市场，比日本的还要大。』美林公司的董事长、65岁的施莱伊尔，1993年4月在上海开设了分行，并且说：『我认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是本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奋斗之一，我们愿意加入到他们中间，成为其中一部分。』他接着又补充了一点个人想法：『如果我能年轻25岁，我一定学习汉语，并要求美林派我到这里任职。』

股市买卖对转变中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确立了整个经济向准资本主义的靠拢，迫使国有企业警醒起来，提高自己的效率并努力赚取利润，立志于经营而不要一味追求权力和地位。总而言之，股市造就了股民和投资者这一新群体，在一个即将出现的公民社会中，他们很快会成为都市中产阶级的核心。

中国成为企业家的乐园

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达9.5％，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在类似发展阶段相似。实际上，9％的年增长率可以在十九年中让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五倍。到2000年，中国计划将1980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四倍的目标可以提前实现。

今天的中国成了企业家的天堂。一个普通的小镇成了全世界的钮扣之都，仅1992年一年就出产了120亿枚钮扣。一名工厂主的销售额达50万美元，另有一位达20万美元。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的信用卡、金手镯、钻石表、珠宝首饰，成了中国人的新时尚。乘坐着奥迪汽车、由专职司机驾驶的当地党委书记，对自己新角色的认识也变成：『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抓好经济。这儿的人都说：『经济上去了，你就是好领导，要不然就不是。』

成功的事例不胜枚举。一对二十来岁的兄弟成立了天龙飞机租赁公司，在1992年净挣200万美元。一名女店主销售从欧洲进口的鞋，每双卖到200美元，顾客不断。温州是一座『狄更斯式资本主义』的城市，90％的经济已经私有化。一位鞋厂的老板雇用了100名工人，日产鞋500双，1992年毛利达100万美元。他住在地面为大理石的『宫殿式』的房子里，里边装着空调，屋顶上架着碟形卫星天线，直通室内的松下牌电视和建伍牌音响舔备。

另一个更大的创业成功故事的主角是52岁的牟其中。1979年，他借了55美元，成立了南德经济集团。如今他已在五个国家设立了办事处，经营着旅游、投资、制造和易货贸易。他当前正做着的一文件交易是以满满五百个车皮现货(包括60万双鞋袜、罐头食品及热水瓶)，交换俄罗斯四架164个座位的图—154喷气客机，然后以7,500万美元的价格将这些飞机卖给中国民航，净赚2,500万美元。他是中国2,100万个企业家中的一个，他们之中有十万人拥有(或经营着)大型私有企业。

外国人可以投资中国

经济繁荣使中国奢侈消费的人数增加到6,000万至3亿。为抓住这『神话』般的中国市场，所有的外国公司都希望能占到先机。把来这里设代表处的美国公司罗列出来，就像《财富》五百强的排名表：通用汽车、福特、佳仕那、美国电报电话、通用电器、万国商业机器、数字设备、摩托罗拉、宝洁、雅芳化妆品、坎贝尔快餐、大汉堡、肯德基炸鸡、可口可乐、亨氏婴儿食品、帕布斯啤酒、耐克、力士香皂、美林等等。耐克公司在广州的经理布朗说：『我并不认为我们是在做梦，这是实实在在的经济繁荣，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1993年，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总投资达到一千亿美元，他们特别看好中国就业大军的低工资(每天2—4美元)和高素质——其中通晓计算机人员的比例相当高。中国外资企业的增长非常迅速，1992年注册资本已达1,656.3亿美元，第一次超过台湾。1992年中国对美贸易实现了183亿美元的顺差，外汇储备超过400亿美元。

乡镇企业造就了今天中国制造的根基

自从八十年代早期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农业产量迅速攀升。家庭、农村和乡镇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在一夜之间破土而出，通过对农产品的加工而获得了相当的利润。1988年该类企业为1,888万家，平均产值人民币五万元。从1979年到1988年，它们以年均27.9％的速度扩展，产值从1980年占全国农业总产值的23.5％上升到1988年的58.1％。1990年它们出口了125亿美元的商品，占全国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乡镇企业因此而成为整个经济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成了向市场经济迈进和促进企业私有化的强大推进力量。这1,888万家企业散布在主要城市周边的最佳种植区内，改变了中国的景色。它们的触角伸向各个领域：工业产品69.73％、建筑12.73％、商业8.24％、运输7.28％，农产品1.78％。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村多余劳动力为它们所吸纳。

然而，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对环境的破坏。这些企业处在城市管理界限之外，很少理会城市和政府有关污染限制、化学品排放、土壤侵蚀、废物处理和生态方面的通告及规定。结果，中国许多城市的空气污染程度比纽约市严重七、八倍，肺病和癌症死亡的人数不断上升。到2000年，乡镇企业的产值将占到全国工业产值的50％、国营和私人企业各占25％。

从历史的角度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所具有的意义深远。